這是一項發端于基層的治理經驗。“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1963年，萌生于浙江省紹興市諸暨楓溪江畔的“楓橋經驗”享譽全國，并迅速向全國推廣。
這是一面一代代傳承的光榮旗幟。“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60年來，伴隨著時代不斷發展，“楓橋經驗”與時俱進、歷久彌新，不斷豐富精神內涵，持續釋放治理效能。
“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機制，及時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無論是在浙江工作期間還是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都高度重視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
走過60年崢嶸歲月，在“楓橋經驗”誕生地的浙江，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之江大地正匯集全體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不斷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全面推進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設，在創新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體制機制方面不斷發力，奮力譜寫中國式現代化浙江新篇章。
基層智慧成治理之策
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楓橋經驗”，源于浙江諸暨楓橋干部群眾的創造和政法工作的生動實踐，因為其強大的群眾基礎，成為新中國鞏固基層政權和強化基層治理的一大重要實踐創新。
伴著楓溪江的潺潺流水，“楓橋經驗”從楓橋出發，不斷與時俱進，創造性解決不同時期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呈現出持續旺盛的生命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系列社會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多次對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作出重要指示，為“楓橋經驗”賦予新的時代內涵，使其在服務群眾、化解矛盾等工作中發揮出更大效能，形成了特色鮮明的新時代“楓橋經驗”。其內涵是，堅持和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在黨的領導下，充分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解決群眾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
在浙江省諸暨市暨陽街道江新社區“江大姐”調解室，兩名調解員在為群眾進行調解（2023年5月26日攝）。“江大姐”調解室主要由女性組成，針對社區特點，為周邊居民調解鄰里、家庭矛盾。
從“靠山吃山”到“保山護山”，諸暨市楓橋鎮楓源村幾次重要的發展跑道轉換，都由老百姓拿主意，村里已連續18年實現“群眾零上訪、干部零違紀、百姓零刑事、村民零邪教”。
“大家的事還得大家來討論。”楓源村黨總支書記駱根土說，“零上訪”不是說村里沒有事兒，而是不等到村民上訪，村干部就先上門，把該解決的問題盡快解決好。
楓源村的變與不變，是之江大地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縮影。
20年來，浙江將創新發展“楓橋經驗”作為平安建設的總抓手、深入實施“八八戰略”的重要保證，各地黨政主要領導推動“楓橋經驗”拓展到城鎮社區、海上漁場、網絡空間等領域。
浙江省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衛中強說，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浙江走出了兩條曲線，一條是人民群眾安全感、滿意率逐年提升的“上行線”，一條是各類案事件持續下降的“下行線”。
“新時代‘楓橋經驗’已經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一面旗幟、中國之治的一張名片。”浙江省新時代“楓橋經驗”研究院院長金伯中說。
歷久彌新的“楓橋經驗”
在浙江干部群眾眼中，發源于基層的“楓橋經驗”是做好群眾工作的“傳家寶”、常學常新的“活教材”。
將為了人民、依靠人民作為創新發展的基本點，“楓橋經驗”在新時代偉大實踐中豐富發展，展現出永不褪色的魅力，成為依靠群眾進行社會基層治理創新的代名詞。
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魏廉村老黨員魏杏根（中）在楓橋經驗陳列館的亭子內和年輕黨員分享當年運用“楓橋經驗”化解基層矛盾的故事（2021年4月11日攝）。
——“楓橋經驗”能永葆生機與活力，就在于堅持黨的領導這一根本原則，堅守以人民為中心這一根本立場。
紹興市委書記溫暖說，必須充分發揮黨的政治優勢，實現黨領導下的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在“楓橋經驗”的發源地諸暨，各類社會組織承擔起補充完善社會服務、發現化解矛盾糾紛等功能，讓百姓成為社會治理的主人公。
在浙江諸暨電力綜治中心電力調解室，“電力老娘舅”調解員在為群眾進行調解（2023年5月26日攝）。“電力老娘舅”調解工作室成立于2018年，受理涉電矛盾糾紛，目前有調解員15名。
位于舟山群島的沈家門是我國最大的天然漁港，過去因漁業生產、海損事故等引發的矛盾糾紛量大面廣。當地創新開展“航行的支部”海上黨建，將風險第一時間化解在前端，近三年共處置海陸各類糾紛4500余起，涉及金額4435萬余元，海上矛盾糾紛調處率達98.8%。
——新時代“楓橋經驗”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牢牢抓住基層基礎，最大限度把矛盾風險防范化解在基層。
在浙江省諸暨市東白湖鎮婁東村新時代文明實踐站，網格長召集村里矛盾雙方當事人以及黨員代表、鄉賢代表、人大代表等進行宅基地指標糾紛的現場調解（2023年7月26日攝）。
統計顯示，浙江全省共建成群防群治力量200.7萬人，義務性治安巡防人員124.2萬人，配備專兼職網格員95.5萬人。“從‘做群眾工作’到‘群眾做工作’。”浙江省公安廳副廳長魏明說，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是“楓橋經驗”不變的初心。
杭州市西湖區北山派出所組建了“星火聯盟”“青北義警”等數十支“義警”隊伍，總計約1700人，快遞小哥、居民群眾紛紛參與，活躍在風險排查、矛盾調解中；還組織了“熊貓老人守護隊”“小芽兒成長服務隊”。該所所長鳳素芳說，警力有限，民力無窮，堅持群眾路線才能從小治安到大平安。
以“武林大媽”“東海漁嫂”“平安大姐”等一批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者、社會志愿者隊伍為代表，群防群治、共建共享在浙江蔚然成風，平安建設深入人心。
——依靠數字賦能感知民意，新時代“楓橋經驗”貫穿于平安浙江建設的始終。
以民意為導向，浙江借助數字化手段感知民意，主動回應人民群眾需求，讓人民群眾成為基層社會治理最大的受益者、踐行者、評判者。
嘉興南湖畔，“民聲一鍵辦”改革模式實現12345、110與基層智治綜合應用平臺互聯互通，群眾無論打哪個電話，內部都能無障礙流轉。在嵊州市，基層干部的民情日記依托5G、人工智能等技術實現迭代升級。“從‘小本子’到‘大治理’，不變的是為民初心。”嵊州法院甘霖法庭庭長應曉東說，他所在的法庭完成了數字化、信息化和自動化全面升級，當事人足不出戶就能全流程辦理訴訟事務。
持續擦亮新時代“楓橋經驗”“金名片”
人民是建設中國式現代化最堅實的依托。在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新時代“楓橋經驗”承擔重大歷史使命，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實踐證明，要適應時代要求，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夯實基層基礎，善于在法治軌道上化解矛盾糾紛。
浙江省湖州市吳興區道場鄉老潘調解工作室的調解員潘水方（右）在錢山下村村民家中進行回訪（2023年1月12日攝）。
浙江各地堅持循法善治，建立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組織開展公民法治素養提升行動，引導群眾依法表達訴求、維護權益。寧波市公安局局長王順大說：“專門工作和群眾工作相結合，依靠群眾、依靠法治才能走好發展路。”
浙江省高院推出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解紛新陣地“共享法庭”覆蓋全省鄉鎮、街道。目前浙江約50%的民事糾紛通過調解實質性化解在前端。
大力發揚新時代“楓橋經驗”優良傳統，要關口前移，聚焦問題、實干擔當，在實踐中不斷創新發展。
新時代“楓橋經驗”以群眾路線為一以貫之的靈魂。數字科技使“楓橋經驗”如虎添翼，在社會治理中展現出獨特的創造性和優越性。
秋冬時節，一些農村地區焚燒秸稈，污染環境也極易引發火情，是長期困擾基層治理的隱患點。在寧波市社會治理綜合服務中心，通過智能攝像頭，這些隱患點被自動捕捉，及時預警，并形成待辦事項實時推送鄉鎮處置。
“寧波已建成全量矛盾糾紛數據庫，通過技術賦能，‘楓橋經驗’防范化解矛盾的治理效能被進一步釋放。”寧波市委政法委副書記金偉說。
浙江省諸暨市東白湖鎮社會治理辦公室主任祝興達（左一）、婁東村黨支部書記陳燕良（右二）、婁東村網格長吳偉均（右一）入戶了解村民宅基地指標糾紛具體情況（2023年7月26日攝）。
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理念、制度與方法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也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義。
在浙江的義烏國際商貿城、中國輕紡城等采購市場，杭州市蕭山區錢江世紀城等新經濟發達之地，有大量外籍客商和創業人士，近年來，越來越多“洋娘舅”主動參與基層治理，活躍在調解矛盾的第一線。義烏至今活躍著一支18名外籍人士組成的調解隊伍，義烏國際商貿城司法所所長駱躍軍說，在中國多年，這些調解員在生意往來中，不可避免地遇到過矛盾糾紛，切身經歷讓他們相信“中國式調解”是一種智慧高效的解決糾紛途徑。
在浙江省諸暨市東白湖鎮婁東村，鎮、村干部與村民們在家風家訓宣講亭開展民主懇談，交流民生實事項目并征詢村民意見建議（2023年7月26日攝）。
越地起長歌，楓橋旗正紅。
“新形勢下，浙江上上下下要堅決落實總書記的要求，以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為抓手，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更好地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浙江省委主要負責同志表示，“浙江要以勇當中國式現代化先行者的姿態，不斷在社會治理現代化上發揮示范引領作用，持續擦亮新時代‘楓橋經驗’金名片，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明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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