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廣安市岳池縣，高溫多日，但該縣朝陽街道麻柳橋社區黨委副書記王偉中的干勁沒受影響。在社區干部的調解下，常年物業糾紛不斷的祥成家園小區，終于迎來了新物業公司。

　　“居民們對原本的物業公司不滿意，但對新選擇的公司又達不成一致。”這件事王偉中和同事們忙活了幾個月，由社區負責在全市公開選聘物業公司，所有業主投票做決定。中選的新公司答應先做出效果再收費，大伙拍手叫好，王偉中頗有成就感。

　　回到家，翻翻工作筆記，他開始在“隨手調”APP上記錄這次矛盾糾紛調解的細節。

　　2014年起，專為調解人員設計的“隨手調”APP開始在四川各地推廣，主要由村（社區）干部錄入糾紛類別、調解過程、當事人基本信息等內容。利用該APP，基層干部工作留痕，復盤更加方便，還減少了紙質報表填報；上級部門則能及時掌握數據、分析研判轄區矛盾糾紛形勢，盡可能把問題化解在萌芽狀態。這是實實在在的好事。

　　但從2023年1月以來，王偉中和不少基層干部都發現，好事變了味兒，因為化解矛盾糾紛的工作開始“定量”了。

　　岳池縣綜治中心向全縣27個鄉鎮（街道）下達了使用“隨手調”APP錄入矛盾糾紛信息年度任務，并每月印發一期工作通報，提醒各鎮街錄入任務數、完成數等情況。任務數簡單以轄區建制村數量為依據，鄉鎮一級“接單”后，繼續攤派給村一級。任務較多的鄉鎮，一年要錄入700多條信息。

　　王偉中每月被分到3條的錄入任務，“說實話，數量并不算多。”他所在的麻柳橋社區位于城區，人口較多，矛盾糾紛本就多發，有時節假日也得四處奔走調解。但王偉中心里別扭：“調解是個走心的活兒，任務數攤派下來，就容易變成‘走量’，覺得別扭。”

　　與王偉中不一樣，52歲的朝陽街道杜家橋村黨支部書記湯其蓉則苦惱得多。

　　“錄入一條案例，還要求寫篇幾十上百字的‘小作文’說明來龍去脈。”湯其蓉是本村人，擔任村干部將近20年，更是鄉親們眼里的“知心人”“明白人”，調解矛盾糾紛很有辦法。村里的事多是家長里短，比如王家懷疑有人偷雞，李家莊稼被壓。“拉著當事人聊聊，一會兒就把矛盾說開了，錄入花的功夫沒準還比調解多呢！”湯其蓉手機用得不熟，有時不得不帶個年輕村干部幫著操作。

　　杜家橋村老年人多，平日鄰里互愛，連續幾個月都沒有矛盾發生，湯其蓉反而為難了。“每月2條的任務是硬指標，上哪兒去‘找矛盾’呢？”湯其蓉坦言，只能回憶以前調解的案例錄入，但事件與時間對不上，難稱真實；為完成任務，虛報、編造的情況也有發生。

　　“當時APP使用率低，縣里希望督促基層干部記錄、復盤，多掌握矛盾糾紛情況。”岳池縣綜治中心負責人謝紅梅告訴記者，此前甚至出現縣里已掌握到重大矛盾糾紛，基層卻沒有相關記錄的現象。“但必須承認，我們也想通過下達任務、提高數據讓此項工作走在全市前列，得到上級認可。”謝紅梅說。

　　制定任務數量時，岳池縣參考了近年來全縣年度矛盾糾紛調解數據，但因對各村的人口結構、民風民俗缺少調研，出現任務脫離實際的情況。“本來期望通過工作通報壓實屬地責任，并未對沒完成錄入任務的鄉鎮扣分，但這種簡單化的工作方式還是造成了層層攤派加壓。”謝紅梅坦言。

　　2024年4月，四川省將岳池縣綜治中心相關情況作為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典型問題通報。當地深刻檢視問題，整改隨之開始。

　　“我們不再將‘隨手調’APP錄入任務作為每月完成指標。”岳池縣委政法委專職委員劉海兵介紹，現在工作重點放在細化錄入規范、做到實事求是上。整改后，雖然錄入數量減少，但剔除了為完成任務編造、湊數的案例，“有效錄入”反而多了。劉海兵說：“如今縣里掌握的情況更真實，這也是我們真正想要的。”

　　舉一反三為基層減負，岳池縣委政法委印發工作提示，進一步取消了原本每月要求上報的矛盾糾紛形勢分析報告等，有事則報、無事不報。

　　湯其蓉的眉頭展開了。“出現一樁問題就解決一樁，基層工作靠的是真誠、踏實。”令她困擾的報表、任務少了，精力可以更多放在服務鄉親的身上。

　　王偉中的思想也轉過了彎。“沒有了‘走量’的要求，有多少調解多少，化解不了的及時上報。”他現在自覺地將工作情況錄入APP，順便歸納同類問題的處理經驗。

　　岳池縣綜治中心的工作方式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基層面對‘疑難雜癥’力不從心，需要上級部門幫助協調。”謝紅梅2025年已經參與了多起復雜矛盾的解決。從“面上安排”轉向“全程參與”，縣鄉兩級綜治中心聯動全覆蓋收集矛盾風險、共同化解。

　　針對工作中出現的攤派、通報評比等形式主義共性問題，廣安市政法系統全面自查自糾，共發現類似問題5個，明確整改措施5條，目前已整改到位。依托綜治中心規范化建設，廣安市調整優化各級綜治中心職能職責，建立入駐部門職責清單和事項流程圖，完善矛盾風險排查、研判預警、跟蹤督辦、調度會商、回訪問效等工作機制6項，以制度規范促進形式主義問題源頭防范。

　　“改進調解工作的初衷是為了盡可能減少糾紛，但簡單采用系統數據作為評價工作成效的依據、進而攤派任務，更像在鼓勵糾紛發生、凸顯成績。”劉海兵反思，“不能再讓形式主義誤了走心服務。”

《干部狀態新觀察》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