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勞有所得 干有所值——怎么解決分配不公

進入“十二五”開局之年， 一場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接力賽”在各地展開：北京調高至1160元，上海1280元，廣東1300元…… “全國最高”標準屢屢易主。上半年，已有18個省區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勞動是創造財富的源泉，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體現“勞有所得”原則、增加普通勞動者收入的重要舉措，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進分配公平的重要內容。

收入分配是直接關系老百姓“錢袋子”的大事。“錢袋子”越鼓，人們生活越有保障；財富分得越公，人們越能心平氣順。對于當前存在的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不同地區、行業、群體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等分配不公現象，人們反映強烈。在做大財富“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要求，也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迫切需要。

◇ 調控持續加力　分配不公仍凸顯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打破“大鍋飯”和平均主義，逐步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有效地激發了社會創造活力，促進了社會財富的極大增加，人們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近年來，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分配不公問題凸顯出來。

黨和政府對此高度重視，相繼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調整分配關系。如連續7年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年均增長10%；連續8年出臺涉農“中央一號文件”，十七屆三中全會專題研究“三農”問題，惠農力度不斷加大；“十一五”期間，各地平均3.2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每次平均增幅12.9%；加大對低收入群眾的幫扶力度，實現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覆蓋，基本建立城鄉社會救助體系；等等。這些措施開始取得積極成效，“十一五”期間，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分別實際增長9.7%和8.9%，2010年農村居民收入漲幅自1998年以來首次超過城市居民。

但也要看到，收入分配領域的很多問題依然存在。比如，國民收入分配過多傾向于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居民收入占比持續下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持續下降，普通勞動者收入長期偏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沒有根本扭轉，2010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達3.23倍；壟斷行業收入明顯偏高，行業間收入差距仍然較大，2009年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金融業工資是最低的農林牧漁業工資的4.7倍；“灰色收入”、“隱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大量存在。

“蓮發藕生，必定有根。”當前存在的分配不公現象，是多種原因造成的。

社會歷史原因。分配不公看似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實際上，有些是長期發展過程中積累下來的問題。如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等，都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體制改革不到位。目前我國還處于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法律和制度還不健全，使得一些人鉆法律和制度的空子，通過不正當手段牟取財富。而有些不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因素仍然存在，比如行政性壟斷等，造成了市場競爭不公平，也導致分配不公。

分配制度改革滯后。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正常增長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二次分配中，再分配調節機制不健全，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尚未有效發揮；財政支出用于基本公共服務的比重偏低，均衡性轉移支付比例過小；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健全，對社會困難群體的保障力度不夠，保障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三次分配規模小，慈善捐贈的激勵機制、管理機制、監督機制等還不健全。

深度解讀

三次分配機制

社會分配機制主要有三個層次：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是按照各生產要素對國民收入貢獻的大小進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場機制形成。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把國民收入中的一部分拿出來通過稅收和社會保險系統進行重新分配，主要由政府調控機制起作用。第三次分配是指動員社會力量，建立社會救助、民間捐贈、慈善事業、志愿者行動等多種形式的制度和機制，是社會互助對于政府調控的補充。

“事不公則心不平，心不平則氣不順，氣不順則難和諧。”如果對分配不公問題不高度重視，任其發展下去，勢必妨礙經濟健康運行，抑制社會創造活力，而且會影響社會和諧穩定，有悖于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目標。因此，解決分配不公問題是一項十分現實而緊迫的任務。必須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深入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下決心、下功夫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促進分配公平。

◇ 提高勞動報酬　勞有所得“鼓腰包”

勞動是財富之父，是百姓致富之源。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居民收入來源出現多元化趨勢，經營性收入、投資及財產性收入等不斷增加，但對絕大多數普通老百姓來講，主要收入來源仍然是勞動報酬。

近年來，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比重持續下降，普通勞動者收入增長緩慢，這已成為收入分配領域的突出問題，引起黨和政府高度重視。2010年以來，各地普遍提高一線職工工資水平，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加大強農惠農力度，將分配的“天平”向普通勞動者傾斜。但總的看，普通勞動者收入低的狀況還未得到根本改變。有學者統計，2000年以來，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年均增長達35.3%，但職工工資增長只有14.1%。這不僅影響了普通勞動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成為拉動消費需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嚴重障礙。

深度解讀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在統計學中，一般以年主營業務收入作為企業規模的標準，達到一定規模要求的企業就稱為規模以上企業。規模以上企業也分若干類，如特大型企業、大型企業、中型企業、小型企業等。目前在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是指年主營業務收入在2000萬元及以上的工業企業。

解決分配不公問題，首先就要切實提高普通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的勞動報酬。胡錦濤總書記在2010年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上強調，“不斷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讓廣大勞動群眾實現體面勞動”。“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兩個同步”的目標：一是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二是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這些都體現出堅持按勞分配原則、提高普通勞動者收入的鮮明導向和政策思路。今后幾年，應按照這樣的思路，切實提高勞動收入占比，讓普通勞動者的“腰包”鼓起來。

促工資增長。工資是勞動報酬的主要形式，提高工資收入是提高普通勞動者收入的主要途徑。要按照市場機制調節、企業自主分配、平等協商確定、政府監督指導的原則，形成反映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和企業經濟效益的工資決定機制和增長機制。健全企業薪酬調查和信息發布制度，發揮工資指導線的作用，指導企業依據薪酬信息，及時調整企業內部各工種（崗位）間工資分配關系。加強工資立法和勞動標準體系建設。

深度解讀

工資指導線

工資指導線是政府對企業工資分配進行規范與調控，使企業工資增長符合經濟和社會發展要求，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企業年度貨幣工資水平增長幅度的標準線。工資指導線水平的制定應以當地政府確定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本地區年度經濟增長、社會勞動生產率、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預期增長水平等為主要依據，并綜合考慮國家、本地宏觀經濟環境及周邊地區經濟發展、本地城鎮就業狀況、勞動力市場價格、人工成本水平、對外貿易狀況等相關因素。

提最低標準。最低工資是滿足勞動者基本生活需求的底線。應該根據經濟發展和物價水平等因素的變化，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并督促企業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確保工資按時足額發放。“十二五”時期，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將達13%以上，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將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

推集體協商。一般而言，在勞資關系中，勞動者個人往往處于“弱勢”。集體協商對于增加工人發言權，改變工資由企業單方決定的現狀有重要作用。要通過經濟、法律、信息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積極穩妥擴大覆蓋范圍，使職工敢談、會談，企業愿談，最終談得攏，促進職工工資合理增長，勞資互利雙贏。全國總工會提出，2011年年底，已建立工會企業工資集體協商覆蓋率有望達到60%，2013年年底達80%以上。

工資集體協商

工資集體協商是指職工代表與用人單位代表依法就企業內部工資分配制度、工資分配形式、工資支付辦法、工資標準等事項進行平等協商，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簽訂工資協議的行為。它一方面能夠維護一線職工的權益，使工資增長與企業效益提高相適應，確保每個職工分享企業發展的成果；另一方面，有利于建立和諧穩定的企業勞資關系，增強企業凝聚力。《勞動法》、《工會法》、《勞動合同法》明確要求建立工資集體協商機制。

權威聲音

工資集體協商還需法律護航

張鳴起（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工資集體協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完善企業工資管理制度、理順企業內部分配關系、保障勞動關系雙方合法權益、解決勞資關系矛盾和沖突的有效手段。加強立法和政策保障，提高工資集體協商相關法律法規的完整性，是推進和完善工資集體協商的首要前提。

抓農民增收。農民群體數量大、收入低，提高農民收入是促進分配公平的重點。“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了今后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7%以上的目標。為此，必須繼續完善各項強農惠農政策，多渠道增加農民家庭經營收入。2011年中央將新增用于“三農”的支出1300多億元，增加良種補貼資金16億元、農機具購置補貼資金20億元，并大幅提升糧食最低收購價，強農惠農政策的含金量超過往年。目前，農民工工資性收入已經成為農村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占比超過50%。要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平穩有序外出務工，努力實現農民工與城鎮就業人員同工同酬，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針對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有關部門將啟動清欠專項行動，三年內實現全國基本無拖欠。

政策傳真

近年來關于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的文件和法律規定

◎《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2006年3月27日）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切實做好當前農民工工作的通知》（2008年12月20日）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切實解決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緊急通知》（2010年2月5日）

◎《關于加強建設工程管理 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通知》（2011年1月28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五部委發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將“惡意欠薪”入罪（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2011年2月25日通過）

隨著廣大普通勞動者收入的不斷提高，將有更多低收入者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中等收入群體的持續擴大，將使我國的分配格局更加合理，逐漸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結構。

◇ 規范分配秩序　強化監管保公平

西方一位哲學家說過： “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基礎。”我國也有句俗話：“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這些說的都是秩序、規則的重要性。規范的秩序、合理的規則，是分配公平的前提；秩序被破壞、規則不合理，必然導致分配不公。

當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還存在一些不規范現象：同工不同酬、同崗不同酬，工資外收入、非貨幣性福利混亂，非法收入、“灰色收入”突出等，這些都嚴重影響了分配公平。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就要進一步健全法律法規，強化政府監管，加快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對非法收入，應堅決取締。違法、違規獲得巨額財富的行為，嚴重破壞了分配秩序，人們反映強烈。必須進一步加大“打非”力度，堅決堵住國企改制、土地出讓、礦產開發等領域的漏洞，深入治理商業賄賂。嚴打侵吞資產、貪污賄賂等行為，查處走私販私、操縱股市、制假售假、騙貸騙匯等非法活動。

對“灰色收入”，應大力規范。目前，對禮金、紅包、出場費、好處費及各種名目的“福利”等形式的“灰色收入”，監管存在不少漏洞。應該加大規范力度，加快建立收入信息的監測系統，清理規范國有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外收入、非貨幣性福利等。繼續在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深入開展“小金庫”治理工作，并逐步向社會團體和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延伸，堅決切斷產生“灰色收入”的渠道。

對壟斷收入，應嚴格調控。一些行業憑借國家賦予的壟斷權力輕而易舉地獲取巨額利潤，并將其轉化為員工的收入和福利，社會意見很大。對必須由國家壟斷的行業和領域，要完善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加強監管，使其行業收入透明化。目前，有關部門正抓緊研究制定國有企業工資總額改革辦法。同時應擴大國有資本收益征繳范圍，逐步提高上繳比例，更好地實現國有資本收益全民共享。對那些不必由國家壟斷的行業和領域，則應打破壟斷， 引入競爭。

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

2007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于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見》，國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收取國有資本收益，對中央企業區別不同行業分別按5%、10%不等的比例收取資本收益。2007年至2009年共收取約1572.2億元，2010年約600億元。從2011年起，進一步擴大征繳企業范圍，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

政策傳真

央企高管“限薪令”

規范薪酬管理的基本原則：一是堅持市場調節與政府監管相結合；二是堅持激勵與約束相統一；三是堅持短期激勵與長期激勵相兼顧；四是堅持負責人薪酬增長與職工工資增長相協調；五是堅持完善薪酬制度與規范補充保險、職務消費等相配套。

薪酬結構和水平：企業主要負責人的基本年薪與上年度中央企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相聯系；績效年薪根據年度經營業績考核結果確定。

對高管薪酬，應規范限制。2002年，國家開始推行國企高管年薪制，規定其年薪不得超過職工平均工資的12倍。但隨著經濟發展和國企盈利的增長，這一比例早已被突破。2009年中央企業負責人平均年薪達68萬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六部門于2009年聯合出臺《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意見》，對中央企業發出高管“限薪令”。應進一步嚴格規范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人員的薪酬管理，建立根據經營管理績效、風險和責任確定薪酬的制度。同時，嚴格控制和監管職務消費，使其合理化、規范化、公開化。